日本“宽松化”教育政策将成为历史

日本文部科学省为配合“新学习指导要领”的实施，于近日公布初中全科及高中部分科目的最新教科书检定结果，并从2011年4月新的学年度开始采用。其中初中教科书，较上一次2004学年度时的检定结果增加25%的页数；若与学习量大幅减少的2000学年度比较，则增加了36%；国民小学从上一学年度起已经率先实施教科书内容增加；此举将使最近10年间采用的“宽松化教科书”政策成为历史。

文部科学省的报告指出，各学科教科书合计9类3年份的平均页数为5485页，比2004学年度及2000学年度分别增加了1078页、143页。其中增加幅度最大的为理化科目（较2004学年度增加45%）以及数学科目（增加33%），如果与2000学年度相比，则理化、数学两科各增加78%与63%。高中理化科的“原子周期表”、数学科的“二次方程式解题公式”等之前一度被取消的内容也重新被纳入。

大学全球化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近日，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发表一篇名为《大学毕业生——评判国力的新指标》（Graduates -- the new measure of power）的文章，文中描述了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文章指出：高等教育扩张已经是近年来全球的共同趋势，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大学就读。就OECD成员国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已增加了一倍。以中国为例，在1998年，全中国只有约100万名大学生，然而在十年之后，中国就已经拥有了全球规模最庞大的大学教育系统，上个月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报告中指出，在过去四年内，中国已经有3400万名大学毕业生，而到2020年，将会有3550万学生在大学就读。这种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快速的一种扩张运动，而伴随着高等教育扩张而来的则是另外一种高等教育的改变——大学的全球化。

现今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大力招募海外学生，或是积极在海外设立分校，试图通过与当地政府或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的方式，来为海外学生提供更多远距离学习的课程并授予正式的学位。此外，这些大学还提供用其他语言或当地语言进行授课的课程，以吸引更多学生，增加其在招生时的吸引力与竞争力。举例来说，来自中国的学生可以在芬兰的大学里选择英语授课的课程并修习学位；法国巴黎大学在阿布扎比（阿联酋的首都）开课并授予法国学位；美国的大学则纷纷在中国和韩国设立分校；等等。上述这些都是大学全球化的代表。

不单单是西方的大学院校在寻求新市场，许多中东地区或是亚洲地区的大学也都纷纷在寻求海外设校的可能性并积极寻找合作伙伴，以作为其迅速在海外建立新研究基地的途径。以纽约大学为例，作为美国最大的私立大学，不仅在纽约和阿布扎比设有校区，更计划在上海设立分校，同时该校还在全球设有十六个不同的学术研究中心；另一方面，许多城市（或国家）也竞相提供优厚的条件来吸引外国大学设立分校，不但可以通过大学的设立来吸引更多一流人才进驻，更可以藉此提升城市（或国家）本身的繁荣与竞争力。如在卡塔尔，就有一个专门为各国大学的海外分校设立新建的教育城，目前为止，这个教育城里已有八所海外大学的分校与许多随之而来的研究学者，而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也成为第一个在卡塔尔大学城设立校区的英国大学。此外，中国的上海，也成为许多海外大学准备设立海外分校的城市，以作为其进入亚洲与大中国市场的跳板。

这些积极全球化的大学将成为引领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中心，同时，随着这些大学的设立所带来的人才，也将成为大学所在地进步的动力来源。在二十一世纪，一流人才将会在上海、阿布扎比、伦敦或纽约这样的城市聚集，这些城市里的大学将会产生磁力，吸引人才入驻；而相对的，这些人才也将会提供意见与精力来促成经济的成长、进步与创新，为这些城市注入新的活力与竞争力。大学所在的城市将成为全国甚至是全球的经济中心，而设立大学更将成为吸引全球一流人才聚集的捷径。

此外，科技的进步更助长了高等教育与大学全球化的趋势，通过各种高科技产品与其所建立的平台，大学可以提供给学生更多学习的渠道与媒介，学生不需要再如传统的学习方式一般坐在教室里上课听讲，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新的科技来参与学习活动，学习变得更加无疆界，学习的内容也更为多元。许多大学纷纷提供开放式课程，有兴趣的学习者可以通过网络与各种社群平台，自由地在线观看与下载，摆脱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开始学习。

如果说在上一个世纪开始，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强弱的指标可能是战舰的数量或煤矿藏量的多寡；而在当前的这个世纪，一个国家的国力指标则可能是建立在该国所拥有的大学数量与质量上。

改革教师绩效评估机制可提升经济产值

近日，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葛拉坦研究所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改革教师评价和反馈系统，预计能够提高教师效能20-30%，能够大幅提升澳大利亚学生成绩，还可每年提高0.4%的经济效益，到2050年将为澳大利亚增加2400亿澳元的经济产值。

该报告在分析了8种教师评估方式（学生考试成绩，同僚观察和调查等）的基础上提出建议：学校应使用学生考试成绩及更多元的方法来制定教师绩效“平衡计分卡”；为了能奖励最优教学成效的教师，学校需要对教师薪资有更大的自主权。

澳洲教育工会联邦主席安吉洛认为，该报告认识到以官僚来管理教师专业发展往往会适得其反；教师的专业发展的确需要提供给教师更多的时间、空间来共同检讨教学实践，尽管这将需要更多的经费资助，但也是最有效的途径。

　　审计署报告还显示，接受和使用虚假发票列支问题比较普遍。在抽查已报销的29363张可疑发票中，有5170张为虚假发票，列支金额1.42亿元。其中：8个部门本级和34个所属单位在无真实经济业务背景的情况下，利用虚假发票套取资金9784.14万元，主要用于发放职工福利补贴等；12个部门本级和37个所属单位对票据审核把关不严，接受虚假发票报账4456.66万元。

目前中国收入差距扩大主要体现哪？ 

　　——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0年已达到3.33∶1，“落差”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

　　——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金融、电力、电信等行业与制造加工业工资水平差不多，但随着垄断地位的加强，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已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李实说。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市场价格扭曲导致的行业暴利以及管理部门的灰色收入。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并不完备，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于政府部门，市场价格难以形成，交易价格往往是扭曲的。以低价获得矿山、土地等要素的企业会轻而易举地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相关管理部门会以寻租等方式，从中获取大量灰色收入。

　　——在行业企业内部，工资、福利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正不断加强。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当年央企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其中最高的为4.46万元，最低的为149元，相差近300倍。

幼儿看电视多会影响大脑发育和生活习惯

加拿大和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幼儿看电视时间影响日后学业、社交和健康状况，看电视时间越长，“后患”越多。研究对象为1300多名1997年、1998年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的儿童，研究结果刊载于美国医学会下属《儿童青少年医学文献》5月刊。

研究人员要求父母分别报告孩子29个月和53个月大时看电视的时间。当孩子10岁左右读4年级时，则要求老师评估他们数学和阅读水平，是否积极参与班级活动，能否与他人合作，是否具有攻击性行为，是否遭同学作弄等。结果显示，孩子29个月大时，平均一周看电视8.82小时，即每天看电视约1.2小时。

综合考虑孩子的性别、睡眠规律、性格、4年级时看电视时间、母亲受教育程度等情况后，研究人员发现，2岁时幼儿的看电视时间影响10岁时学业、社交和健康状况。具体而言，每周多看1小时电视，数学能力低6%，遭同学捉弄几率增加10%，周末体育活动时间减少13%，软饮料饮用量增加9%，体重指数增加5%。

帕加尼认为：“研究结果支持先前的意见，儿童过早看电视会降低注意力。”帕加尼分析说，儿童过早看电视可能具有长期影响，这是因为幼儿正处于大脑发育和生活习惯养成阶段。“看电视是一种消极的智力活动，也是一种消极的体力活动。生命早期，大脑正处于快速发育阶段，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逐渐养成，这一时期看电视具有非常消极的长期影响。”帕加尼说，父母需要了解看电视习惯对孩子社交和学业可能造成的后果，因为“孩子看电视的时间正是不从事其他智力活动的时间。”

研究人员在报告中写道，尽管美国儿科学会明确建议，2岁以下婴幼儿不宜看电视，2岁以上每天看电视时间应少于2小时，但大部分父母似乎对此指导意见了解甚少。研究人员同时指出，这项研究仅显示幼儿时期看电视和日后发展的关联，并非直接因果关系。此外，研究数据来自父母和老师的报告，这也可能影响研究结果。

教育改革需要补思想解放课

　　我们今天沿用的许多教育话语，指导思想、价值方针等，基本是在五六十年代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时期形成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治理模式也仍未真正摆脱计划体制，这是教育领域与经济领域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必须补上的一课。

　　教育不仅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关系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事业。近3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风起云涌，从未停息。世界各国的教育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为教育改革的竞争。然而，长期以来，与教育投入不足并存的另一个事实，是我们对教育改革缺乏应有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教育被喻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

　　文革结束之后，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直接推动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当时最重要的拨乱反正，一是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正式否定了“四人帮”炮制的否定知识分子和十七年教育路线的“两个估计”；二是恢复已经中断了十年的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制度，在全社会重新树立了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风气。此后，邓小平提出教育“三个面向”的现代化任务和培养“四有人才”的目标，确立了新时期教育发展的方向和基本价值。

　　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了在新形势下不同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度。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教育界摆脱“左”的思想禁锢，提出了如何评价文革前的教育的问题。1979年10月，《教育研究》杂志发表文章，批评由于“四人帮”否定一切，就对“十七年教育”肯定一切的形而上学，“他们把17年当作理想境界，‘文化大革命’前的说法就是经典定义，就是变相的语录标准。”也有文章认为当时“教育工作从方针、学制、课程到教学方法，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和缺点需要研究和改进，”例如“我们在1958年所犯的‘左’的错误并没有被当作教训接受下来，……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了这些错误，把它推向极端。这难道不值得令人深思吗？”然而，这些意见和声音很快就被压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教育界并没有得到深入开展。

　　对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的评价和反思，直接涉及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向何处去：是按照社会现代化的方向改革教育，还是重新回到50年代，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模式之中？作为比较，经济领域明确否定了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思路，开辟了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航道。而教育领域的恢复重建，基本上是重新回到50年代的简单做法，如重新建立重点学校制度、重新颁发60年代制定的《高教六十条》等文件，按照老办法，恢复“旧秩序”。因而，70年代末教育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可以说是一场未完成的拨乱反正。我们虽然在“要不要教育”的问题上恢复了常识；但是在要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是好的教育的问题上，却未能产生新的思维。1983年5月，胡乔木在与何东昌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六中全会决议，对教育方针没有专门研究过，是沿用了过去的提法。不能以六中全会的提法为界限，在这个圈圈里，不敢越雷池一步，”言明了当时教育界思想解放的问题。

不难看到，今天教育领域的许多问题，均植根于50年代形成的教育制度之中。例如学生负担过重、分数至上的问题，到80年代发展为“片面追求失学率”的弊端，当前则发展成为“应试教育”的严重后果，是一脉相承的。例如1958年形成的政治与教育、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和反思，在今天的教育生活中仍若明若暗地存在。我们今天沿用的许多教育话语，指导思想、价值方针等，基本是在五六十年代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时期形成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治理模式也仍未真正摆脱计划体制，这是教育领域与经济领域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必须补上的一课。（博客中国 杨东平）

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员怎么有这么多特权啊

    孩子升学有特权——媒体最近公布的北京市“小升初”政策。西城区教委要求，以往所有的共建单位须重新申报，只有中央机关部委和部队可参加批准，而市属和区属的单位一律不再审批。理由是：“主要是考虑要为中央党政军的工作服务，帮助解决其子女的后顾之忧。”这可不是西城一个区是这样，每个区县都是如此。（小升初包括推优、特长生、大派位、共建生等多种形式，而共建生一般能够通过与名校的特殊联系，挤占名校的不少名额，这种公开用“权利”选择好的教育资源方式，让不少家长反感。） 

　  买房子有特权——媒体最近公开披露农业部团购“限价房”。“非也”――公务员不该抢先购买限价房。不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起码是公务员与普通公民应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享受限价房待遇。如果，天价房买不起而保障房供应又跟不上，对不起，公务员应该与老百姓“患难与共”。当下，很多老百姓“住房难”，而一些国家部委却悄悄地搞起了“限价房”，这不仅有违多年来的房改政策，更是人为的制造了“不和谐”，也不利于社会稳定。
     难道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这三座大山都是压给普通老百姓的吗？这还谈什么社会公平、社会和谐！难道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吗？

                                                        讲真话真难啊   
        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今年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痛批目前中国官场存在的不正之风，包括权钱交易利益链未斩断、明规则潜规则双轨运行、任人唯亲买官卖官严重、下基层难听到真实情况、迎来送往成经济政治负担等，并建议改变不正之风应从领导干部做起，彻底改变“说真话越来越难”的会风、文风。
　　两会分组讨论，代表委员往往强调“形势一片大好”，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很不“合群”，偏偏炮轰地方领导套话连篇，8分钟赢来9次掌声。“千篇一律的会议和生搬硬套的官样文章，被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形式越搞越繁琐，就是落实不了。”